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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对于处理高通胀的共识是:以频繁加息上调准备金等各种手段快速收紧银根、调低通胀预期。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由于没有果断采取措施,结果其经济体倍受慢性高通胀的折磨。这些国家大都以货币改革而告终。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快速果断的手法并非对任何问题都适用。拿治理政府债务危机来说,它一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增税过猛或减支过快都会引起衰退甚至社会动荡。

中国面临的外部困境可以概括如下: 主要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缠身,不得不逐步减少政府开支,而且是各国政府需同步在减。同时,金融海啸使全世界众多投资者财富大幅缩水,导致消费者畏缩不前。

因此,中国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过去依靠出口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平均10%的GDP增长率也将不再。

当前,媒体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美国第三轮宽松是否出台,或会以什么形式出台;全球双底衰退的几率有多大。不错,这些都是该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大前提。那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经济体政府和消费者必将缩减开支。中国对于这些国家的调整幅度应当关注。

一方面,中国作为债权人,首先关心的是这些国家会不会倒债。从这一点考虑,中国应当对这些政府削减开支的行为表示欢迎。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并不希望他们在削减开支方面过份进取。下面,我们粗略地对这些国家中几种可能的减债方案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注意到七国集团中只有加拿大负债率较低,我们不妨用高负债的西班牙替代它。那么替换后这七大负债发达国家2010年总负债额为36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总量的115%。我们分析两种情况:(1)2020年七大负债国总负债占GDP的比降至90%;(2)2020年这一比率降至100%。

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做进一步假设:
  1. 假设这七大经济体名义GDP(以美元计)年平均增长率为5%,亦即3%的实际GDP增长率再加上2%的通货膨胀(七国中的日本名义增长率以日元计虽然过去一直很低,但日元相对美元是升值的)。到2020年,七国GDP总量将达51.7万亿美元。
  2. 假设这七大经济体偿债成本(即平均利率)为3.5%。
如果负债/GDP比率于2020年降至90%,则需要这些国家每年共有4400亿美元的财政原始盈余(primary surplus)。鉴于过去几年,这些国家一律入不敷出,处于大幅财政原始赤字状况 (primary deficit),这一转变意味着相当大的削减开支的负担。即便以4400亿美元作为这些国家政府所需削减的开支,如再假设消费者将消费开支缩减2010年GDP的1%,即3600亿美元,则两者累计8000亿美元。假设一半在进口方面消化,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进口将削减达每年4000亿美金。中国占这些国家的进口份额约20%。也即中国的出口在未来十年将每年减少800亿美元。

如果这些高负债国公共债务/GDP的百分比只是由2010年的115%降到2020年的100%, 则总债务规模在2020年可为51.7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只要保证每年财政原始账户(primary account)基本持平即可。如仍假设消费者将开支缩减2010年GDP的1%,那么中国的出口在未来十年每年只减少360亿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有关中国出口方面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出口额将绝对下降,而是说在原来历史上的平均17.5%的年增长的基础上有所减少。即便如此,对这些高负债国家的偿债计划及其国民的储蓄率的变化多一些关注是非常有益的。至少,我们可以预先知道需要填补多少由于出口减少而失去的就业。哪些可以由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来解决,哪些需要通过增加内需来弥补。

这里所得的结论强烈地依赖于七大负债国GDP增速、其偿债成本及其他假设。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之发展,这些假设也将需要修正。比方说,希腊一旦需要重组债务,则七大负债国的偿债成本也将上升。中国的外部困境也就会恶化。总之,中国政府和企业家有必要在这些方面做到心中有数。欧美日主权债务是其内部事务,乃非中国所管得到的闲事,但中国绝不可等闲视之。

作者:谢丹阳,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教授,瑞安经管中心主任。新浪微博:谢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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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经济学和金融学年刊》的副主编及《太平洋 经济学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曾担任世界银行顾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技术专家以及智经研究中心顾问。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增长,货币以及银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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