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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出2006年4月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的评论文章,当年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给中国使绊,中国安然度过了。这次借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调查给中国使绊,中国也将安然度过。无论美国如何逼迫,中国有自己推进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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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谢丹阳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教授,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4月27日)

  中美经济关系错综复杂。从正面看,美国对中国制造品的需求缓解了中国国企改革带来的就业问题,而中国对美国政府和商业债券的增持也降低了美国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虽然符合美国消费者利益,但对美国的制造业劳工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对中国来说,源源不断的美国债券虽然方便中国央行外汇管理,但毕竟回报偏低。就目前来看,中国官方的态度比较大度、务实:有所取必有所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今年4月表示,迄今为止中国外汇储备取得的投资收益令人满意。而美国政府则不然:既要美国消费者满意,又要人民币承担美国蓝领失业的责任,动辄以关税相威胁。众所周知,操戈容易探戈难。贸易战或许可以一触即发,而贸易合作则需双方不断的努力。

  先看中方的努力。第一,汇率体制自去年7月以来已渐趋灵活和完善。第二,尽管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体制2005年1月1日宣告结束,中国就输美的21类纺织品重新实施配额限制。第三,派贸易代表团去美国大批量采购,数目逾百亿美元。第四,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参观微软总部之后郑重表示:“中国将坚决打击软件盗版 ”。第五,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被纳入“十一五”规划。所有这些,比起日本在1950年代后期美日纺织品贸易摩擦之际以及1970年代美日汽车市场争夺时期所作的努力,都更全面更具体更具高姿态。

  但美国似乎并不领情,“表示欢迎”后,便是“汝辈还须努力”。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声称中国购买美国债券不是因为中国为美国好,而是因为中国理解美国债券具有深度、高流动性和安全的交易市场。这话没错。当然,将来中国减持美国债券时,希望伯南克先生在国会听证时能够坦然地说:“中国减持美国债券不是因为中国对美国不好,而是因为中国理解美国债券具有高风险,低回报,不再有吸引力”。尽管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不在乎中国减持美国债券,但债券市场的反应似乎恰恰相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2004年底的一场讲座所引起的“误解”,以及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成思危4月3日(香港《文汇报》)有关逐渐减持美国国债的讲话所导致的“恐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再看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将国内蓝领失业的压力归咎于某个特定的货币(现时的人民币),同时声称美元对其它币种的强势乃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之信心投票。美国消费者得以用强势美元从各国购取大量物品。美国企业从各国投资者和政府手中获取低息融资并以强势美元到世界各国进行高回报风险投资(见Gourinchas 和Rey ,“从世界银行家到世界风险投资家”,2005年8月)。强势美元持续的时间越长,美国获取的利益就越大。由于美国企业在世界各地风险投资收益皆为所在国货币而债务负担为本币,将来美元暴跌之日便是美国风险投资暴利之时。毫无疑问,每个国家都有这种梦想,但只有美国能将这种梦想最大化地变为可能——因为唯有美国能以本国货币在全球大量举债。问题是,全球投资者和各国政府难道会让强势美元这种现状持续吗?会眼睁睁地等着自己的美元资产一夜之间缩水吗?绝对不会。法国总统戴高乐在1960年代就曾坚持向美联储要求以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价格将法国出口所得美元兑成黄金,何等英明。相信中国政府也不会坐拥大量美元等着贬值的。

  那么中国政府是否现在就应该大幅减持美债呢?答案是否定的。再说一句:操戈容易探戈难。中国减持美债必须以渐进、有序为原则。大幅减持会导致美债利率跳高,打击美国消费者信心,引发经济危机。如果因此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回复到2004 年水平,即相对2005年减少40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数字),直接影响就将减低中国GDP 增长约1.8%。更不说可能出现的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了。中国外汇储备冠全球,有必要也有义务联合其它高外汇储备国与美国和欧元区订立第二个“广场协议”——“天安门广场协议”,以推动美元缓慢、有序地对各大币种贬值,并促使美国循序渐进地降低美债和贸易赤字占GDP的规模。

  第二个“广场协议”势在必行。探戈需有进退。如果一任美债和贸易赤字占GDP的规模在全球化舞台上朝一个方向迈进,大家就只有共享跌落舞台的命运。探戈也需舞伴们为保持自身体形完美而努力。中国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必须有步骤地继续下去。而美国必须瘦身,增加储蓄,减少赤字。美国政府,从自己做起吧,不要总对你的最佳舞伴——中国——使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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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丹阳

谢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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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经济学和金融学年刊》的副主编及《太平洋 经济学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曾担任世界银行顾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技术专家以及智经研究中心顾问。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增长,货币以及银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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