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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丹阳书面接受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采访
谢教授：
您好！我们这次调研的主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风险与机遇”，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1，您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如何看待？您认为明年经济形势将回暖还是继续“恶化”？
丹阳：我每年给学生讲中国经济时，结尾总要有一个Most Likely Scenario Ahead。我从来不单独讨论中国经济，总是会着眼全球主要经济体。下面是最近一次的小结。
- 美国经济稳步复苏，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政府财政方面的争执将随着选情不断重演和升级，引发投资者担忧。
- 美国加息步伐将会比较缓慢。我认为美联储2016年加息不应超过三次。主要是因为欧洲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体经济仍不景气。美联储如过快地利息正常化，将导致全球经济重新进入衰退。
- 安倍经济学的正面效应迟早会显现，但我认为2017年日本将消费税从8%上调至10%的计划徒增风险。
-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是短期风险点，债务置换计划可以赢得一些时间，最终解决有待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找到新的增长点。另一短期风险在于结构性调整，任何调整总不会一帆风顺的。人民币加入SDR从长远而言正面意义很大。
- 由于替代能源和电能汽车的长足进步，石油价格仍将受压，除非地缘政治事件严重影响石油供给。
- 黄金价格未来几年会有较大波动，尤其当通胀风险开始逐渐显现或地缘政治事件频发。美联储最近的加息对金价影响已于加息前充分体现，后续影响有限。本人维持2012年中对"金价将在2020以前处于1500美元/盎司下方"的预判，极端地缘政治事件除外。(参见"负利率时期买黄金仍并非总能保值")
2，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哪些因素或者苗头是我们应当警惕的风险点？推进转型升级、加快结构调整，体制机制障碍有哪些？
丹阳：前面的回答已有所涉及。体制机制障碍在于：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还很多，而同时政府官员的激励和问责机制又严重缺失，官员不作为现象非常普遍。个人认为反贪反腐是必要的，要清理政府官员寻租、敛财行为及特权，但同时要建立起基于问责上的合理、透明的激励机制。我们可以要求每个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做到一心为民，但我们的体制运行不可能寄希望于每个干部做到这一点。当然，从长远而言，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将自主权还给市场，还给市场参与者。政府需要做的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公平交易、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台规章制度使弱势群体免受欺凌。在清晰和公平的游戏规则下，普通民众也必须为自己的经济决策行为负责。比如，刚性兑付这一现象如不能打破，债券市场不可能健康发展。
3，从您公开发表的观点看，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您的多个预言都成真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转型矛盾突出的国内环境，未来中国经济新动能、新增长点、潜力点在哪里？有哪些？
丹阳：中国经济新动能在于人力资本。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它的弱点，比如缺乏对创新能力创新意识以及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但我们的人力资本水平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体上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通过摸索、借鉴，我们完全可以在高端服务业比如金融、会计、IT、广告、设计等领域参与国际竞争。只有参与竞争，我们才能了解国际最佳行为规范，深刻理解这些行为规范背后的逻辑。若干年之后，我们的服务业人才队伍在质量上将大为改观。要想在高端服务业上有所作为，我们起码要做到两点：诚信和保护客户隐私。甚至也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要有契约精神，做事要专业。
4，日前，中国“十三五”期间，将在国内建设十大国际性大都市，承担全国性功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与您曾提出建设10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战略不谋而合。请教您，建设十大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具体有哪些战略意义？在规划、建设、理念等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丹阳：政府的提法是要这些大都市承担全国性功能，与我的初衷实际上有出入。我的理念是要通过建设国际大都市吸引国际性人才为"中国世纪”、为"中国梦"做贡献。"美国世纪"是集聚了全球的智慧而成就的，"中国世纪"应当也然。
5，传统产能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当前产能调整优化过程中，伴随着阻力、风险和机遇，对此您对我国当前和未来的产能管理和调节有何建议？
丹阳：结构性过剩的出现正是因为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和激励机制过去一直是扭曲的。我认为只要调整好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市场会自行调节，问题产业会自寻出路。我不比市场有更好的判断力，更不相信所谓专家或官员能有更好的"顶层设计"。
6，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顶层设计的确立和推进，中国在产能输出、资本输出的步伐逐步加快，这个现象对于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有哪些战略机遇？又有哪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前车之鉴、风险？您对此有哪些预警和建议？
丹阳： “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都是大战略，是以国家整体实力甚至包括军事实力为后盾的。随着我们实力的稳步提升，这一方面的工作开展会逐渐顺利，但起初我们一定要充分预计到各种困难，包括地缘政治方面。除了这些重要的国家层面的举措外，中国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要逐渐以民企为主，意在逐利而非“新闻头条”。当然，民企也要避免一窝蜂。
7，结合国内经济形势和中央决策部署，对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十三五期间）的进出口贸易、国际产能合作、创新创业扶持等方面有哪些政策建议？在您认为的重大问题上，有没有国外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丹阳：制造业出口方面我们仍有优势，但这一优势近几年有所削弱，这也很正常。以市场为主导的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也是很自然的，而且会是逐步的，不会对中国经济的运行造成太大的冲击。在维持制造业出口的基础上，大力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出口我认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国家政策上可以有一定的扶持。国家近年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强调使我对自己在2011年多次演讲中提出的预想更有信心：到2030年，中国有望从"World Factory"转变为"World Knowledge Center"。我最近在大梅沙论坛上表示，要想实现这一转变，国人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应大力加强。
8，当前从高层到地方都提出，真正能够持续健康实现经济增长的是新的“三大发动机”，即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宏观而言，您如何看待这三大发动机？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启动和开动这三大“发动机”，您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丹阳：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三大“发动机”。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内需不足、收入分配畸形、民企融资成本高企、地方财政困境、以及国际贸易萎缩。除了国际贸易萎缩可以列为外生的、暂时性的因素之外，其他多由于过去我们的激励机制偏颇、市场竞争不公、道德诚信存疑、法治建设缺失所造成的。政府和民众已经清楚解决问题的着重点在于这四个方面。并且，这四个方面的任何改善都会帮助我们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关系到我们的长远利益。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除了在极少数的几个时期属于为了应对地区或全球金融危机而作出的需求管理所带来的刺激性增长之外，比如加大公共基建投资需求，其他均归功于供给侧的改革，比如理顺价格机制、增强民企活力、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水平、普及高等教育等。供给侧改革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如何将社会生产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的点推进到边界上，这里的关键是消除各种激励机制的扭曲以及制度方面的掣肘,给予市场充分的空间；第二是如何将此边界向外拓展，这里的关键是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创新创业，给予人民充分的自由。
联系记者：黄艳
新华社湖北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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